˙異托邦是環繞傅科與當代許多思想家共同構成的視角。

˙《事物的秩序》關於烏托邦:「烏托邦提供和諧:雖然他們沒有真正的位址,卻能給人一個想像美好的,沒有麻煩的地域;那裡有寬廣大道縱橫的城市,超大型的賞心悅目花園,鄉村裡生活非常容易,雖然道路蜿蜒崎嶇。異托邦則是不穩定的,或許是因為是潛藏在語言之下,而使他們無法被命名或指出,或許因為他們能撼動或扭曲通俗的名稱。」異托邦的潛藏於通俗語言下的不穩定性,則和該地域之真實政治文化厚度相關。

˙臺灣城市文化不穩定性:經歷清代、日治、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地名、街名與空間據點等名稱之變化。異托邦其入世社會性格,其撼動或扭曲通俗名稱,與其再現符號與概念間的潛在意義(hidden meaning) 的能力有所關連,如何看見看不見的(to see the invisible),必須透過寓言(allegories)。寓言是將城市作為修辭的對象,考掘隱藏層層建築間的象徵細節……

˙異托邦是一個視角,朝向並列在某一地域裡,歷史時間堆疊中的城市文化景觀,進行觀察理解的視角。

˙《關於其他空間》:「在每個文化,每個文明大概都有的,真實地方-地方真實存在且在每個社會裡真實奠基著-而異托邦則像是一個反位址(counter-sites),是在真實地域中活潑作用著的烏托邦。所有的真實位址都是可以在文化脈絡裡發覺,且能被清楚再現、競逐與翻轉。但,異托邦這類地方卻在所有地方之外,雖然或許在現實中它能被指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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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整體」、「多重樣態中的同一性」、「顯現與不顯現」:三個主題

˙後現代當下的處境似乎是:許多的碎片但無法掌握整體,只見多重樣態而失去同一性,只有許多的「不顯現」而沒有一個持續的真實顯現。我們只有修補術(bricolage)而無其他。我們還想隨機地創造自己,從周圍的零散之物中組合出方便愉快但很短暫的認同。我們撿拾碎片來支撐己身的破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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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整體」、「多重樣態中的同一性」、「顯現與不顯現」:三個主題

˙後現代當下的處境似乎是:許多的碎片但無法掌握整體,只見多重樣態而失去同一性,只有許多的「不顯現」而沒有一個持續的真實顯現。我們只有修補術(bricolage)而無其他。我們還想隨機地創造自己,從周圍的零散之物中組合出方便愉快但很短暫的認同。我們撿拾碎片來支撐己身的破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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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頂下郊拼各方勢力:

˙各方頭人:

泉州人:三邑人:黃-黃龍安(大溪口)(原居滬尾,漳泉鬥之時,泉人勢弱,艋舺人將其請來艋舺助陣,人勇有決,人稱「龍頭」)名廷香,字龍安,號芷船。初居滬尾(今淡水),與二弟合力營「德春行」商號,興販遍及閩浙沿海諸地,收入甚豐,不遜艋津各郊。而為人疏財仗義,為淡北五鎮六十三莊之民所推重。咸豐九年(1859),漳泉械鬥起,泉人累戰累北,艋舺危在旦夕,殷商林三和等遣人至滬尾向龍安求援。乃率數千人,星夜破芝蘭堡,敗潘永清,拂曉至艋舺,漳人倉皇去。同治四年(1865)龍安請得墾照,往墾大嵙崁烏塗窟,闢地數千甲,製腦種茶,歲入鉅萬,遂成鉅富。於是營華屋,建高壘,聚族以居,即今大溪「永福莊」。光緒十二年(1886)卒,年壽未詳,子孫多賢,能世其業。大溪龍山寺為其所建。《臺北市志》人物志,頁59

《台北市志》與《俎豆同榮》對黃龍安記述不一致。

         林-林彩義(王公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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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唯心主義】

「普魯東先生很清楚地瞭解,人們生產毛料、麻布、絲綢…-瞭解這點東西確是很大的功勞!可是普魯東先生不瞭解,人們還依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毛料和麻布的社會關係。普魯東先生更不瞭解,這些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係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係之抽象、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他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性的和暫時性的產物。而在普魯東先生看來卻剛剛相反,抽象、範疇是始因。」(IV:538-539)

【僱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

「可是,如果我不利用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我的生活的這段時間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我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麼,只要我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我來說就會完全消失。」(I: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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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我們與事物之間的意識關係。

 

意識總是「對於某事某物的意識。經驗總是「對於某事某物的經驗」。

 

笛卡兒、霍布斯、洛克思想的當代困局:當我們有意識的時候,我們緊緊只是覺知到我們自己或我們自己的觀念(idea)。意識被認為如同一個封閉的小肩(cell),心智在一個盒子中,印象、概念則在這封閉空間中產生,我們的覺知並不指向「外面」,而僅僅指向這些印象、概念。我們可以建立假設、模型來說明「外面」,但是,我們並不真正直接接觸它們。所以,根本上,我們的意識不「關於」任何事物。我們被綁在一個「自我中心困局」。在最原出的狀態下,我們僅能確認自己的意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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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主張「回到事物本身」,另一層意義即是「我思故我在」主客分立立場的反動,笛卡爾以「我思」作為出發點,論理,伴隨的認識論是「思維的我」與「非思維的我」的對立,而胡氏本人經歷一戰,深切反省此种物我二元論帶給西方社會的慘痛代價,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焦點亦是「科學」「人文」的對立現象。胡氏哲學立論在心物本非二分,真理顯現在現象(Phenomena)中。「事物本身」非康德哲學所宗之「物自身」(Noumena),亦非表象(appearence),而是個人意識到的任何東西,或呈現在意識中的,這即大大反差於十九世紀科學,而拓展關懷至人類情感、意念、記憶等等主觀之心靈產物。凡呈現在意識中的事物統稱「現象」﹔所以,回到事物自身,即返回現象,也就是「意識」。

其一,現象學關切世界,在人/對象關係中作為現象來顯現的「方式」特別關注。

其二,當下這個能感知的我是在「身体」之中,同理,我所在的世界在我的身体中,非獨立於意識以外。

其三,胡氏有言:「回溯到經驗世界就是回溯到「生活世界」(life world),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在其中我們總是已經在生活著,而且它為一切認識作用和一切科學規定提供了基礎。

其四,「意向性」(intentionlity)。凡意識之顯現必有指向﹔事物本身不會指涉物,比如李白見青山多嫵媚,然而青山不特別對他有情,這是顯而明瞭的。重點在於「見」上,「見」才是吾人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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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於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雀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与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糜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窮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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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追尋引我深入大雪的山中。」 ---湯瑪斯曼 《魔山》   

這裡是北美洲中西部的大草原。這裡有浩瀚如汪洋的大湖。這裡是詩人桑德堡筆下雨、霧和雪的故鄉。這裡是多風的聚落。風在湖上湧動,雕刻出Frank Lloyd Wright的原建築學派和湖濱大道上空連綿的後現代skyline。這裡是風城,風在大街小巷喧嘩 ,於是會隱約聽到B.B.King的藍調和巴倫波因大師的馬勒,你會聽到John Malkovich在荒野之狼劇場裡神經質的獨白和Al Bundy的小人物之歌。這裡是風城,當風從草原帶回玉米田的芳香,你會想起厚厚的stuffed pizza,誘人食指大動的pepperoni and cheese。這裡是風城。進步與保守,神聖與褻瀆的多風之城。牛肉和期貨市場,Playboy和印象派,夢幻的白襪隊,少年海明威,Al Capone 的黑道王國,大老闆達利市長的萬年派系統治,68年民主黨大會的流血暴動,傑西、傑克森牧師的彩虹聯盟,還有你當然不會忘記的新興宗教,公牛隊和His Airness 邁可、喬丹。人們親切地叫這裡風城,一個彷彿永遠懷抱著紐約情結的,憂鬱而優雅的second city。 但是這裡沒有山。沒有那個在晴朗的天氣時我從窗口可以一眼望見的七星山,沒有那個在落雨時站在淡水港邊和我對望的觀音山,沒有那個我從關渡平原回家時永遠 蹲在那裡的忠實而樸拙的紗帽山。沒有山。這裡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沒有地表起伏的修飾,這個草原上的聚落以赤裸的身軀直接承受時間與空間。草原上的住民以赤裸 的身軀承受時間的流動,空間的覆蓋。風是草原住民的悲歡磬欬,遊走於歷史的罅隙,魅惑詩人的心。   

然而我告訴你,這裡畢竟有一座山。一座沒有形體的山。一座由經院的黑色門牆與斑駁典籍構築起來的山。巨大的山。經院之山。在山中,時間靜止,青春飛逝,草原之風化做雨雪。一群又一群來自四方的信眾,向山的深處高處攀爬,追尋信仰、真理與知識的峰顛。在這裡,到處是挫折、懷疑、絕望和虛榮的假山頭,到處可見凡庸癡愚者的殘骸。在山中,青春飛逝,時間靜止,生命之燭在兩頭燃燒,而那片壯美的黑色山脈依舊是謎樣的沈默。信徒以生命交換沈默的意義。沒有誰真正到達過傳說中的頂峰,人們設計出成功的量表,測量信徒和真理的距離,測量知識與無限的關係。於是紅顏白髮,亦步亦趨,追求一種半世俗的功業,想像的不朽。突起於平地的這座經院之山,彷彿成為草原與宇宙的中介。它為草原民族的直觀感性,添加了一抹沈鬱而悲劇的理性;當風自大山吹來,你聽見了詩歌和哲學的齟齬。

我只是一個眷戀紅塵的俗人,然而,我竟也誤闖了這座沒有形體的魔山,並且被 它吞噬了一段漫長的生命。就像湯馬斯曼的《魔山》裡的主人翁Hans Castorp一樣,在這段漫長的歲月當中,雖然並不情願,我卻被一股奇妙的力量所牽引,一步一步地 走向這座山的深處。在這段多岐的路途當中,我目睹了求知者的癡迷、狂喜與絕望, 也見證了那片黑色的,令人心悸而又不可解的沈默山壁。這座經院之山,吞噬了我的青春,卻也用困頓挫折給予我平凡浮誇的生命一點虔敬、一點謙遜、一點深刻。 2.我為什麼來到這裡?其實,這一切都始於一場誤會。起先我不知道事情會是這個樣子的。 3.大學時代,在那段像夢一般的歲月裡,我沈醉於改造社會的學生運動之中。我的同志們嘴巴上經常掛著「革命」或者「運動理論」之類的東西。「實踐」-praxis -變成我們這些自命進步不甘做蛋頭的「自由派」學生心中一個神奇的字眼,儘管我們沒有人搞的清楚到底那是什麼意思。學運圈裡這些「理論」往往是由經驗、常識、直覺、黨外雜誌上學來的政治分析,和一知半解的社會科學理論拼湊起來的。那時候南方朔是學運份子所崇拜的理論大師,他的《憤怒之愛》被我們奉為經典。他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只有天才才配搞學運,因為你既要會搞運動也要會讀書。」大概是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吧,當時的我,也曾真的一度醉心於建構「運動理論」,想把校園民主,像廢除審稿、普選之類的瑣碎議題,和民主、社會正義、台灣獨立、乃 至顛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等所有流傳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的一切地上地下的進步論述全部串起來,搞出一套包括綱領、戰略、戰術、甚至形上學和美學的體系。我的夢想,是模仿六零年代美國學運領袖SDS的Tom Hayden,寫出一篇台灣學運的《休倫港宣言》。現在看起來,這個想法有點可笑,不過那時我的態度確實是很認真的。那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戒嚴彷彿把台灣關進了永恆的暗夜,我們被迫在黑暗中摸索出路。那恰好是一九八四的前夕,我們彷彿就在這裡親歷歐威爾筆下那個鬼魅般的極權社會,那個信仰「無知即力量」,那個以暴力和謊言構築的社會。然而鮮嫩的青春是不易死滅的,無邊的暗夜與成人世界偽善的笑聲反而在我們心頭逐漸醞釀了懷疑與憤怒,我們 學會在謊言的背面尋找真理,在諷刺和詭論中探求光源,我們於是慢慢明白統治者畏懼人民擁有知識,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識就是權力」,這是我對知識和實踐之間的關聯所學到的第一堂課。對於渴 望推翻那個令人窒息的體制的我,「知識必須從屬於行動」幾乎是一個道德律令,無助於實踐的知識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褻瀆的。然而,我並不知道知識怎樣才會創造權力。我只是直覺地相信,「知識」裡面必然隱藏著解放之道。並且,只有通過「越界」式(trangressive)的閱讀,也就是在統治者禁止或不喜歡的知識裡面,才能找到有效的「革命理論」。在專制政權下成長的青年在知識上本來就經常是晚熟的,而我更因為反抗之路與求知之路的交纏重疊,知識之芽的萌發從一開始就缺乏自主與純粹的熱情。我在筆記本的第一頁,寫下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那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這個世界,而問題在改變世界。」和古今台外許許多多的反抗者一樣,這句充滿熱情的名言,成為我追求知識與實踐的座右銘。我一邊讀影印本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和《被背叛的台灣》,一邊讀書攤買來的魯迅的《吶喊》、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和班上香港僑生Ambrose偷帶進來的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邊讀《八十年代》、《暖流》、《深耕》,一邊又讀《夏潮》和《大地》。我跑到社會系聽老葉的馬克斯,從文圖印英文版的《一八四四手稿》和 《Student Activism》,在活動中心238室社辦讀馬庫色的《單面向的人》、唐山盜印的華勒斯坦和鄭學稼的《列寧評傳》,在寢室翻字典徹夜苦讀從重慶南路的「西風」到手的Peter Nettl 的《羅莎.盧森堡》和Issac Deutscher的托洛斯基傳第一冊《Prophet Betrayed》。總是放在我案前的,則是同樣從西風買到的馬克思的《Grundrisse》和Dov Ronen的《論自決》。我耽讀陳映真的《夜行貨車》也愛李喬的《寒夜》和宋澤萊的《蓬萊誌異》。我也開始自修日文,為了想讀懂父親書房裡面那套小學館的日本史裡面,關於台灣和日本社會運動的那一冊,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和從李鴻禧老師那裡印來的《東京大學教育改革報告書》。 這一切我並沒有讀懂多少,然而我還是一邊和同伴們搞一些小小的造反活動,一邊似懂非懂但卻貪婪地閱讀所有可以到手的禁書。當所有這些偉大而相互矛盾衝突的想法把年輕而渴望愛情的我逼得喘不過氣來時,我會跨上機車,走訪碧潭橋頭那個簡陋的「碧亭」,尋找七等生那神經質的憂鬱,讓吊橋畔的清風明月一澆胸中塊壘。那是一段激烈的青春,理智、熱情與蒼白的頹廢在心中不停輪流翻攪的青春。戒嚴令下的青春。一次一次的行動,一本一本的理論之後,我逐漸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自己好像抓到那柄革命之鑰了。我開始發展一點小理論,像「社會包圍校園」、「新民粹」、「職業學生運動者」之類的概念,一頁頁的手稿,也慢慢累積了起來。這是我大三升大四時候的事情。那時候,雖然已經卸下了代聯會主席的職位,卻仍深陷在運動的狂熱之中,經常到其他學校搞「革命輸出」,偶而也在李文忠辦的串連營隊發表一些感言,於是一時之間,竟也開始覺得自己有了一點「理論家」的架勢。甚至,偶而我也會收到學弟妹的來信,以崇拜的口吻向我討教我的「理論基礎」和「行動哲學」。直到有一天,剛從芝加哥回台灣的學長吳乃德的一席話粉碎了我的幻想。那是在烏來娃娃谷,作良辦的台大校內串連的營隊。我被邀請發表演講,大約是談《國民黨的國家機器》之類的題目。因為前一陣子正好和阿禹在談Nicos Poulantzas ,於是就借用讀到的幾個概念,像「壓迫的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來分析國民黨的專政。可笑的是,我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這兩個觀念其實是Althusser發展出來的。我講完後,乃德負責講評。這是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在此之前,只知道他是政治系的學長和黨外新生代著名的理論家,負笈美國多年,思考嚴謹,被不少黨外的朋友看做「學院派」,而當時我們比較熟悉的,大多是像南方朔或林濁水這樣的學術體制外的理論家。他是一個溫和而客氣的人,但他的評論卻簡單、直接而尖銳:「 這是一篇很好的政治宣傳,可惜完全沒有經驗分析。沒有基於經驗的分析,不能幫助我們真正瞭解國民黨,也不能幫助我們的行動。」我已經記不得這句話有沒有刺傷我這個「理論家」的自尊了。我唯一記得的是,從那一刻開始一直到營隊結束,乃德這句話一直在我的腦袋裡面盤桓不去。「政治宣傳」和「知識」有什麼不同?我幾年來囫圇吞棗,滿腦子嚇人的「大論述」算不算「知識」?知識到底和行動有什麼關係?什麼樣的理論才能真正幫助我們的實踐?從那以後,我開始比較常到八德路找吳乃德聊天。從他那裡,我開始對瞭解了一點在台大政治系學不到的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從他書架的藏書上,我開始知道一點像「威權主義」、「組合主義」這類的概念,也是從他那邊,我開始多知道了一點芝加哥大學的事,和Brian Barry以及Jon Elster這幾個當代政治理論家的名字。我也第一次知道黨外的Laba(邱義仁)和老賀(賀端藩)原來都出身芝大政治系。乃德是一個親切而慷慨的學長,他借給我Barry的政治學導論名著《sociologist,economist and democracy 》,也提醒我不要忽視雙葉盜版那套Handbooks of Political Science。我也聽他的建議,開始讀裡面Juan Linz那篇威權/極權政體的精彩分析。他甚至提 議要和我合作寫一篇論文,然而他的用意其實是在提攜後進,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自己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寫真正嚴謹的學術論文。當時他正在發展他的博士論文,跟我「合作」等於是和我分享他的理論。我知道後來他也以同樣的方式幫助幾個學運圈的學弟妹在就學時就能發表學術論文,而我大概是第一個他想協助的對象吧。可惜的是,我的學術基礎實在太差,也從來沒有做研究的經驗,和他討論了幾次,每次回家都茫然不知從何著手,過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這次寫論文的失敗經驗對我而言是一次嚴重的挫折。長久以來因為厭惡國民黨對學術的干預催折導致我對學院知識完全不信任,乃至鄙夷。當時的我認為台大在知識和道德上已經是一所徹底的廢墟,腦筋靈活的學生為了自救就必須自我教育。我們必須走出體制外自己思考自己找書看。我甚至還想出一個要以學運社團為中心在廢墟上「重建台大」的說法。那時候,政治系受到當局的監控、摧殘特別嚴重,所以系上除了胡佛、許介麟等極少數老師的課以外我幾乎完全不去上。其實,這種「體制外」的讀書習慣只不過是我對教育體制的一種無奈的反抗而已,不過,由於找不到適當的人指導,自己一個人這樣讀久了卻在無意間養成一種浮淺的知識態度,一種當時校園流行的「半套理論治天下」的習性。我追求的不是對社會真實的知識,而是被艱澀或激進的文字建構起來的一套套的抽象理論。只要任何理論有助於批判國民黨統治,我就熱情地追逐,管他是批判理論、世界體系、依賴理論、新左、新馬,韋伯,還是當時才在台灣剛出現的傅科。我並不明白-或者並不在乎-每一個我醉心的理論都有它緣起的特殊歷史經驗和問題意識,不能隨便套用。結果是,儘管我號稱追求實踐的理論,這些西方大家的理論卻被我當作了和現實毫不相干的文本來閱讀。和吳乃德這個「實踐的學院派」結識,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知識態度的毛病。我開始思考,真正的問題可能不一定出在「學院」本身,而是出在受到非學院力量嚴重扭曲的學術環境上面。「『民間學者』雖然很令人欽佩,但『學院派』也可能不是一個那麼讓人臉紅的骯髒字吧!」我開始對嚴謹的,學院式的知識生產方式有了一點敬畏。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從此就一頭栽進了「學院」裡面。事實上,即使是嚴謹學者 氣質濃厚如吳乃德,早在學生時代就投身黨外運動,長久以來也始終在熱心追求能夠改造世界的知識。我清楚地記得,他在家裡一邊放俄語版的《國際歌》和Pete Seeger 社會政治意識濃厚的民謠給我聽,一邊和我談曾經參與美國左翼份子秘密聚會的經驗。他的身上,同時帶有六零年代式的理想主義和精緻的古典人文主義氣質,我在他八德路二段的家裡,度過了不少愉快的午後與夜晚,也感染了一些吳乃德式的,獨特的浪漫與理想色彩。雖然,我怎樣也學不來他那天生的穩定、平和與耐性。毫無疑問的,我們都同意知識應該有助於改善這個世界。問題在於,什麼才是「有效」的知識?如果,認識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我們要透過怎樣的心智過程來認識它呢?負笈海外多年的乃德,把我的注意力從「革命理論」的特殊性,轉移到了「知識」生產的普遍性上面。他並未明講,但我開始有一點瞭解他的意思了:「知識」有一套有別於「行動」的自主邏輯。但是,知識的邏輯是什麼呢?行動的邏輯又是什麼呢?這兩著之間可以怎樣結合呢?乃德沒有給我答案,但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他也仍然在思索解答。我意識到,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那句簡潔的箴言裡面似乎包含了難解的謎。儘管有了這樣的反省,而我也彷彿接受了吳乃德的鼓勵,對外宣稱將出國留學,尋找「改造台灣社會的理論」,但我並沒有因此就「折節讀書」,也沒有因此就停止和同志們辯論運動路線的問題。學生運動像是一場喧鬧而美麗的夢,所有那些沈重的事物,像理想、知識與實踐,在這裡都變的輕如羽毛。在這場夢境中,世界許諾我們 無限的希望與自信,也不很計較我們的焦躁與善變。這段思想上的冒險,很快就隱退到我「學運領袖」熱鬧浮誇生命的背景之中。只不過,我那累積了幾十頁野心勃勃的手稿從此就塵封在我的書櫃之中了。我的《休倫港宣言》也終於一直沒有寫出來。在這個時期,我已經開始和《新潮流》的朋友們更密切往來,我的實踐視野也從學運擴大到整個台灣的社會政治改造,但我也逐漸產生了另一種困惑。那時,即將畢業的我正面臨選擇出路的苦惱。一方面,我雖然曾經認真考慮過絕對不願「走入體制」,卻也不覺得自己在當時陷入低潮的黨外運動裡可以扮演什麼有用的角色。另一方面,我雖然宣稱打算出國,卻一點也沒有清楚的進修計畫。幾年的「體制外」經驗使我成為一個駁雜、沒有方向、缺乏耐性的人。我從未仔細想過當我不再是學生之後,我要怎樣變成一個「民間學者」或「運動理論家」。最嚴重的是,過度認同「運動」使我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認同。我發現除了學運的記憶我一無所有,除了台灣這個「大我」之外我一無自我,我的青春、知識與愛情都緊緊地附著在政治之上,附著在那個狂熱、悲愴而忘我的自由之夢上面。當我從這場夢境醒來,突然發覺自己是一個失去了舞臺的演員。所有我曾為之書空咄咄,輾轉反側的一切,突然之間全都喪失了意 義。當兵之前那一整個夏天,我身陷在令人癱瘓的徬徨和沮喪之中;我的心一如斷落 的五節芒,在大屯山彙的季節風裡四處飄盪。我帶著一顆徬徨的心,和行囊裡一本歌德自傳《詩與真實》,一本韋伯選集入伍。風雨蘭陽的歲月中,我寂寞地讀著《政治作為一個志業》和《學術作為一個志業》,一邊回想那段騷動的青春,如此深刻,卻又如此模糊,如此豐富,卻又如此空洞。 那終究只是一場舊夢罷,然而在現實之中到底我是誰?我要什麼?我的「志業」是什麼?「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世界是魔神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也就是取得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 "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瞭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韋伯理智的近乎殘酷的話語不斷縈繞耳際,讓我兩手發顫。「在學問的領域裡,唯有那純粹向具體的工作獻身的人,才有"人格"。」所以感傷而善變的我原來終究是一個政治上的幼童,學問世界的異鄉人嗎?所以原來我的生命至此都是一場無事自擾嗎?那麼,除了政治和知識之外,我的生命還有什麼?還有什麼是連韋伯或馬克思也不能奪走的?少年時代曾經多麼熟悉的小奏鳴曲,還是美麗的南湖大山?我像精神崩潰前的韋伯,擺盪在啟蒙與蒙昧的兩端,不能確定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想望,甚至自己的心情。 這時,我接到在東勢當兵的昔日同班同學來信。信中,他說大學時代我在他眼中是「像山一樣的朋友」,我於是想起我們在承德橋下的麵店喝酒談心的神態,和他溫厚的笑容,然而我已經完全記不得自己什麼時候曾經有過像山一樣的穩定與自信了。相反的,我卻感覺現實像巨大的山一樣冷酷地凝視著我。回信給他,我寫下了歌德的話:「受到懲罰,始成為一個人。」然後眼淚就不知不覺地落下來了。1987年9月退伍,身心俱疲。半個月之後,我來到了芝加哥大學。 4.「所以你就來到這裡了嗎?你就來這座經院追尋確定、追尋根基、追尋意義嗎?」 「不,我只是一株空心的台灣五節芒,被歷史吹落在陌生的大湖之畔。」我沒有來追尋什麼。我只是跟著走。我來是為了逃避選擇。就這樣提著行囊,來到這座經院。圖書館的石牆,一如僧院的山門,雋刻著兩行拉丁字:《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增長知識,充實生命。卑之無甚高論。平實地感覺不 到一點熱情。讀不出知識與生命的聯繫,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然而那樣斬釘截鐵的把這兩句話並列,又不禁讓人想像到,生命與知識之間終究還是有著某種神秘的牽連罷。突然我又憶起了我的《費爾巴哈提綱》,知識是為了創造更美好充實的生命,那麼我竟然又無意間走回大學時代的舊路了嗎?還是那莽撞的青春早就預示著我今天的道路?然則我終究是有所追尋而來的嗎?我把行李放在吳乃德在東56街845號的住處,和他一同走進校園。夾道是巨大古老的銀楓,秋陽自葉縫之間灑落,又被涼風捲起,我們在浮動的日光中穿過銀杏道,楓樹群,開始泛黃轉紅的樹葉如寂靜的火焰,在我們周遭燃起一場夢境。我們穿過拱門,走進Quadrangle,橡樹成林,我們向樹林深處走去,左轉,一座現代主義建築從歌德式經院群中驀然映入眼簾。乃德直走向前,繞到建築的正門。門外立著一個銅雕,由三座彎曲的銅柱自三方相會。牆上刻著義大利雕塑家Virginio Ferrari的名字,作品題名:《Dialogo》。真理源於對話之中。乃德 停下來,指著這棟建築告訴我:「到了。」此後的一段漫長的歲月當中,我會逐漸發現那條自山門延伸而來的小徑是一條陡峻的上坡路,我會發現經院古老黑色的石牆是一道道高聳的山壁。我的時間感會逐漸消失,我的生命會逐漸抽象,逐漸形式,而我的憂鬱,我的浪漫,我的熱情,會逐漸沈澱。我的偶然,會終於變成必然。我的理想,會昇華成幻滅。我的困惑,會終於在大雪之中清晰起來。在山裡,知識,會終於變成實踐。 《1996.8.12.於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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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積經:「如人在荊棘林,不動即刺不傷。妄心不起,恆處寂滅之樂。一會妄心纔動,即被諸有刺傷。」故經云:「有心皆苦,無心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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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謝宅

藉著萬華區史中心賈館長的介紹,位在武昌街、西園路、西昌街街廓的謝宅,反覆流連猜想的郊行位址,終於得到印證。介於清代地名廈新街、舊街、大溪口碼頭間,日治時期的入船町[1],是謝家在日治時期從原屋主歐陽氏所購入,艋舺大郊商-建發船頭行的住宅。原來是三落帶左右護龍的大厝,因日本人街道改正之故被拆甚多,現在所見的外觀僅僅是原貌大約一半左右。

埋藏在鷹架和不搭調水泥公寓建築內部,是由外表難以想像的細緻大宅,泉州式建築,三落大厝,中廳是三開間四房合一廳,建材考究之極,主樑之粗勝過兩手合圈,木料、石料等級極高,雕刻功夫細膩,建築格局按八卦圖式,及內部種種細節的巧思,都顯見出主人當年手筆之大。

在艋舺河岸,這應是僅存的清代郊行建築物,鄰近貴陽街底大溪口碼頭、舊街、廈新街,是艋舺商業區位非常優越的位址。歐陽家族經營的木材,可停放現在是雅江街的淡水河內河河道,待交易時再取出處理。發跡的第一代-歐陽長庚是1880年代由晉江遷來,據台北文物記載[2],屬北郊[3]成員,有自有船數隻[4]。第二代歐陽光輝也是列名台北州仕紳錄的大商人[5],擔任過萬華信用組合副組合長[6],可見其地位。同時亦是吳昌才倡設的「艋舺俱樂部」會員,這是個提倡臺灣人知識,鼓勵閱讀討論的公共場所。

歐陽光輝除經營船頭行貿易外,1911年還曾挑戰過豆漿業,工廠名叫「滋元豆乳場」,設在下坎庄(現在康定路、大理街一帶)[7],來和日本傳入的乳牛業競爭。為了說服大眾,還將豆漿樣品請總督府研究檢驗,在報紙刊登廣告,強調豆漿營養成分不遜於牛奶,可惜終究難敵西化風潮而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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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恆德商行-艋舺百貨業百年老店

地址:西昌街一百二十七號,西昌、貴陽街口。清治時期的直興街、廈新街口。西昌街由於身為碼頭和艋舺政經宗教中心之龍山寺必經要道,自艋舺繁華之始,即為艋舺商業重心所在,布行、錢莊、百貨、銀樓、船頭行各類型商業應有盡有,亦為艋舺諸多望族之原居地。位在要衝之顏恆德商行的招牌,是一塊一百二十年歷史的高級木料招牌,顏恆德三字雄勁有力的楷體,題字者乃艋舺在地的秀才-洪瑞耀,餽贈招牌者為日本廣瀨株式會社,顯現出顏恆德商號於百年前名望遍傳艋舺的光輝和老艋舺深厚的人文氣息。另一塊置於走廊的招牌,則是板橋東興紡織廠在日治時期大正十年所贈,亦是九十年歲月的古董了。由於料好,百年過來未見腐朽,反而仍留有一份木材特別的溫潤。

西昌街原地名為頂新街、廈新街,以現今桂林路為界,以北為廈新街,以南龍山寺方向為頂新街。與其交叉的貴陽街,由臨淡水河碼頭-大溪口,至青山宮為大溪口街;青山宮至西園路口為歡慈市街,交叉口為新興宮(媽祖廟)舊址;西園路至西昌街此段為直興街,交叉處為福德祠(土地公廟)舊址;西昌街以東為草店尾街,乃至祖師廟前之祖師廟前街。

在老艋舺地理區位而言,顏恆德是貨品進入台北盆地流通之要津,往東分往祖師廟,往南而龍山寺、剝皮寮街(福地寮)而至古亭、景美等盆地內緣。

顏恆德商行輝煌時代的經營者-顏和尚,其名號可見於龍山寺三川殿左壁第一面石板第四行,鏤刻於板上的姓名皆為龍山寺1920年大重修認捐的善信,能位在第一面第四行,說明了顏恆德商行當年捐輸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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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我吧,將來,在你變老的那一年。』影像中,青年們歡欣鼓舞著湧向天安門,雖然乘著擁擠的卡車,但人們笑啊唱啊,彷彿希望就伸手可及。在此,導演的詩意還觸及柏林、前蘇,這兩個共產政權的瓦解,同樣地,廣場,給了觀者今夕何夕的印象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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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是該修,但不是讓派遣大舉合法化,而是徹底廢除勞基法84-1與30-1兩條讓雇主得以將工時彈性化的規定!這些種下日後無數惡果的法條,當然該廢!但資方和幫資方代言的學者(包括一些勞工-人資學者)大談修法,卻總是只談將派遣合法化,兩者完全不同,不可混淆。』轉自藍農

 

「責任制」是勞基法民國85年增訂第84條之1時才出現的字眼,卻是許多勞工身上的緊箍咒。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黃吉伶表示,目前勞委會共核定適用37種工作類型,也是造成許多保全警衛業者相關業者超時工作的原因。立法委員黃淑英今天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檢討修正這個條款,但勞委會回應說,這部份應由地方政府善盡審核把關責任。

 

30-1 指定變更工作時間行業公告 --  彈性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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